永利女性的被启蒙与自我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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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利,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夏晓虹的最新著作《晚清文人妇女观》《晚清女子国民常识的建构》,探索了女性获得应有之权利、自由的理念与实践。她发现“将女性的生存状况作为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尺,确有道理”,女性的被启蒙及寻求自我觉醒映照出晚清社会多层次的横断面。机缘凑巧,前不久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了拙著《晚清女子国民常识的建构》与《晚清文人妇女观》,加上12年前该社出版的《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由此构成了我的“晚清女性研究三部曲”。最早面世的《晚清文人妇女观》,选取若干有代表性的晚清文人学者,就其在新旧交替时代有关妇女问题的思考与实践进行考察,最终集合多个个案,达致对近代女性观念演进的细致呈现。《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其他两篇“女性社会”与“女性典范”所选择的个案也无一例外。

清社会;清文人妇女观;清女性研究;国民常识;女子;著作;清女性与;观察;启蒙;人物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夏晓虹的最新著作《晚清文人妇女观》《晚清女子国民常识的建构》,探索了女性获得应有之权利、自由的理念与实践。她发现“将女性的生存状况作为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尺,确有道理”,女性的被启蒙及寻求自我觉醒映照出晚清社会多层次的横断面。她的研究方法及发现,对于我们观察和思考今天同样大有裨益。

——编 者

机缘凑巧,前不久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了拙著《晚清女子国民常识的建构》与《晚清文人妇女观》,加上12年前该社出版的《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由此构成了我的“晚清女性研究三部曲”。回头想来,假如从1994年开始写作《晚清文人妇女观》算起,我在这个课题上已投入20多年。如此经年累月乐此不疲,当然是因为其极具魅力,别有洞天。

应该承认,我并不是受女权主义理论感召而对晚清女性研究发生兴趣,对我来说,这其实更接近于近代社会文化史观照下的视点延伸与疆域开拓。梁启超以“过渡时代”定位近代中国的性质无疑相当精准,从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过渡的体制变更与文化转型,正是在晚清全面启动。而追踪这一历史变迁如何展开,也成为我的中心关怀。因此,晚清女性研究可以视作我为观察此历史现场特意打开的一扇窗口。在《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的“导言”中我写道,“身处晚清,男性涉及的社会问题,女子无一能逃脱;在此之外,女性更有诸多必须独自面对的难题。因而,将女性的生存状况作为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尺,确有道理。反过来说,对晚清女界生活与观念的考察,也可以获致全方位地呈现晚清社会场景的效果”。这确是我进入此研究的出发点。

“晚清女性研究三部曲”各有侧重。最早面世的《晚清文人妇女观》,选取若干有代表性的晚清文人学者,就其在新旧交替时代有关妇女问题的思考与实践进行考察,最终集合多个个案,达致对近代女性观念演进的细致呈现。这里的关键是对具体人物的选择是否恰当,以及个例是否足够多样。我的择录标准是,入选的人物在晚清知识群体中须有知名度,其相关论述与实践应在社会上流播,为时人知晓,从而发生过实在的影响,并且,其人的所思所作在印证时代潮流的同时,也以其独特性,能够彰显晚清思想界的丰富与多元。这些个案由1995年初版本的林纾与蔡元培两家,在刚刚面世的增订本中已扩充为七家。其间最大的变化是,打破了男性独占的局面,添加了对吴孟班、吕碧城、秋瑾与何震4位女界精英的考论,使得晚清女性在思想史脉动中的主体性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还原。

为使上述个案有所依托,为单个思想者的言行提供大致的历史背景,我在《晚清文人妇女观》中撰写了名为“晚清女性生活中的新因素”与“晚清女性思想中的新因素”的两章“综论”。其中所展示的不缠足运动、兴办女学堂、创刊女报、组织女性团体以及追求婚姻自由,均构成了对传统女性规范的巨大挑战与逆转。而今日已经视若平常的女子天足、受教育、办报、结社与自主婚姻,当年面对的却是以女子缠足为美,女性不能出门就学,更不可能办报和结成诗社文会之外的社会团体。而从观念的发动到事实的成功,所有这些改变都须溯源至晚清。何况,从思想层面看,“男女平等”与“女权”论述的出现,“国民之母”“女杰”“英雌”的期许,都在呼唤着晚清女性的自立自尊,并将妇女的解放与民族、国家的复兴紧密相连。相对于古代中国“男尊女卑”“三从四德”“妇人无外事”等规限对女性的压制,这样翻天覆地的改变仍然起始于晚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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