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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在中国清史学界,所谓西方挑战主要来自美国的“新清史”学派,因而本次会议涵盖了诸多针对“新清史”的文章,其中不乏有学者提出新的学术方法、证据,颇具一定学术价值。其中,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所长朱浒报告《美国中国史研究的“后东方学”幽灵》一文,指出像“新清史”、“中国中心观”等被视为学术前沿的研究取向,实际上从未改变用西方标准观察中国历史和质疑中国人表述自身历史的能力的立场,这成为“后东方学”的典型表现。而导致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美国中国学界制造一体的初衷本就是为了反对欧洲中心论而反对欧洲中心论,未从根本上改变旧有的问题意识和提问方式,也就无法不继续沿用西方中心论的思维框架进去看待其他地方的研究。

通过“大一统”、“夷夏之防”等视角,从而得出统一多民族中国与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结论。在坚守这条学术话语与政治底线基础上,围绕国家认同、民族文化共同体建设、满汉关系等问题,许多知名专家、学者提交高质量论文,发表了精彩演讲。如北京师范大学李帆教授通过对清季历史教科书研究,关注清代如何通过历史书写来塑造“国民”,达成历史教育之目标。认为塑造“国民”,就意味着必须认同一个民族国家,这是历史教科书叙述清朝历史的基点所在。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李理,提交《从清初宫廷器物、服饰——看清朝加入统一多民族国家进程》会议论文,用内容丰富的PPT展示了沈阳故宫、北京故宫、中国国家博物馆等文博单位珍藏的清初宫廷器物、服饰这类传世文物,并以此为研究对象,通过考察得其源于中原、来自中华传统文化,进而说明清政权的本质,乃是及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一次新的更叠,指出大清取代大明,其核心仍是千百年封建体系的传承与延续。

原题:“新清史”的挑战与中国话语权的坚守

中国社科院世界史研究所董欣洁副研究员,指出西方国家的“新清史”从整体而言是二战后西方的世界史研究的一部分,同时也体现出西方世界史研究的某些共性。她进一步强调,目前一些“新清史”著作将中亚地区参与互动的各方主体均做模糊化处理,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等重大互动进程的比较研究中可以模糊历史定性问题,显然可视作另一种极端形式,这种现象实际上触及了一个重要的方法论问题,即在清史研究中如何运用跨文化互动分析。

人大清史所朱浒教授的研究在理论阐述上较具深度与新意,敏感意识到美国“新清史”学术创作的缘起与动因。进一步得出在“后东方学”观照下的“新清史”研究,其雄心当然不囿于重新勾勒一幅清史面相,而是试图对中国历史的解释模式给出一种新的认知思路。从米华健等人总结美国学术转向的两个方面:中国研究中的族群转向与实现内亚、欧亚转向,进行深度剖析,并认为“新清史”看上去被赋予了超越柯文式“中国中心观”的新范式意义,但其实这种突破性意义远远没有那么货真价实,相反,这两者在本质上遵循同样逻辑,也在“中国中心观”所推进的“后东方学”思想幽灵上达成共识。同样,反汉化论的逻辑思路完全可以说是反欧洲中心论脉络的有机延伸。对于“新清史”来说,在反汉化论和“清帝国主义论”支撑下,不仅享受着知识上的超越性,还有道义上的优越性。朱浒教授最后说道,由于“新清史”首要旨趣是追随西方社会科学思潮的变动而变动,故无论其制造议题如何翻新,都脱离不了“后东方学”式认知的范围,进而也决不可能发现更加客观真实的中国历史。

李治亭研究员一直是中国反对“新清史”的强有力声音,因此他的发言也得到学界广泛关注。他提出,以往我们对什么是清代中国并没有讲清楚。欧立德认为中国的概念只是一种设想,如果用全球化看中国,那“中国”就“消失”了,而成为内陆亚洲,中国变成满洲的一部分;清朝皇帝也不再是中国皇帝了。他提出要重提长城、大一统、华夷之辨等中国概念。

中国学术话语的坚守

大会发言结束后,与会成员分为两个小组展开讨论,第一、第二小组共40余外相关领域专家、学者进行了报告。限于会议学者多、时间长、内容广,就其中一些主题论述,特归类、叙述入下。

在坚持、加强中国学术话语方面,多数学者从“大一统”、“正统性建构”、“内地一体化”、“中外一家”、“夷夏之防”等理论视角进行发言、讨论。如关于“大一统”方面,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李世愉研究员在其提交论文《从国家认同的视角看清代在西南地区推行的教育制度》中指出,清政府在西南大力推行教育制度的主要原因,是要实现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进而达到“大一统”。中央民族大学苍铭教授也提倡以“大一统”视角来看待清代统一多民族国家构建过程,认为《皇清职贡图》图文并茂式记录中国边疆各民族外貌、服饰、风土人情等情况,正是反映清代中国统一多多民族国家的盛况。统治者的绘图目的,图像的内容,充分反映了其“大一统”的政治理念和“中外一家”的民族共同体意识。云南师范大学邹建达教授论证了雍正的“大一统”思想及其在西南的实践。中国社科院吕文利研究员则论证了清代边疆治理中的“修”“齐”思想,将其分为“因俗而治”与“修教齐政”两个阶段,他指出这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由此构成清代大一统的基石。

本次会议虽主要围绕“新清史”、“国家认同”、“民族认同”等进行讨论,但涉及内容却丰富多样,如林存阳研究员探讨清初至乾嘉,学人之所以群趋于训诂考据之途的原因,乃是其背后蕴涵着一套信仰和价值体系。吴四伍则通过研究清代仓厫管理的技术与制度问题,揭示出清朝国家救荒实践的现实面。并且,某些话题呈现出历史研究方法的多元性,如复旦大学路伟东教授对西北回民战争波及人群的心理创伤及其长远影响进行阐述等。诸方面皆显示出,此次会议搭建了重要的学术交流平台,也将对未来学术研究方向产生一定影响。

其后,有六位专家代表作大会发言,包括马大正、杜家骥、陈祖武、常建华、张玉兴、李治亭。其中马大正研究员的《中国边疆治理研究的当代价值》主题发言,提出在研究中要坚持学术与政治分开等观点,但在研究过程中需本着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原则。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在坚持学术问题与政治分开、历史问题与现实分开前提下,倡导和而不同,增信释疑、求同存异,在学术的轨道上心平气和地展开讨论。

本次会议议程分为“开幕式”、“大会发言”与“分组讨论”三个阶段。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高翔、历史所党委书记余新华、历史所所长卜宪群分别做了开幕式讲话。其中高翔副院长就如何进一步推动历史研究,结合自身的清史研究经历,谈了三点意见:第一,必须始终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唯物史观是当代中国史学的旗帜和灵魂。第二,要认真弘扬中国史学悠久而深厚的经世传统,立足当代、立足国情,主动为党和国家大局服务。第三,必须始终坚持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原则,用长时段的眼光、全局的眼光、发展的眼光、本质的眼光看待任何一个历史问题。卜宪群研究员指出,历史文化认同是国家发展重要层面,是古往今来史学家共同研究的历史命题,成为各民族共识,进而凝聚成中华民族不朽的价值观。

杜家骥教授在发言中强调,清王朝的国体似应称为“满族为主体、以满汉及蒙古等少数民族联合统治”更为确切。以汉人为主促成的民国成立伊始,即宣布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也绝不是一蹴而就突然形成的,而是在清朝时期就已经有了相关基础。以上两位老先生充分展现老一辈史学家治学严谨、客观的学术素养。

中央民族大学余梓东教授与杨贺龙博士,对清朝民族政策体系进行研究,认为清朝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利益等各方面形塑了国家认同的路径。中南民族大学孔定芳教授认为清廷的正统性建构,不仅为其赢得了统治合法性的认同,而且也促进了满汉文化的深层整合,为“中华”认同意识的挺生奠定了身后的精神基础。新疆大学郭文忠副教授以《哈萨克贡马图》为研究中心,探讨其所折射出的清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历程,得出在宫廷画作中展现出清朝上承汉唐旧疆、下启后昆新识的全新的西域叙事与国家意象。

有关“新清史”的讨论

云南大学周琼教授从环境史角度梳理清代云南各地“八景”及其文化的起源、发展、“八景”兴盛与衰落过程,探讨文化及传统对边疆民族地区自然景观塑造力由盛而衰的过程,强调内地文化及本土民族文化与自然环境共同塑造景观的史实,以回应部分“新清史”研究者有关清代不同群体想象、追忆并重塑西南边陲的空间与景观,并以此强调、突出清王朝“重塑”边疆统治及文化的观点。

此外,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博士后刘姗姗从柯娇燕《孤军》一书出发,解读“新清史”代表柯娇燕的学术思想,主张中国学者要进一步了解“新清史”,以免落入自说自话的窠臼。从以上对“新清史”研究的“破”中来看,不乏新颖、有深度文章,但总体看来“破”的力度依旧不够,“破”的角度在未来还可以继续挖掘。如何做到正面应对“新清史”,精确了解西方学者学术逻辑,以及在写作过程中做到自身逻辑完整,驳斥有理有据,而不仅是打打擦边球,这是下一步还要去努力的方面。

中央民大钟焓副教授发表过一系列有关“新清史”的著论,一直站在学术研究的前沿,他的发言也自然受到很多关注。其演讲题目为《非汉文材料所见清代内亚人群的北京观——对“承德内亚首都论”的批评与反思》,这篇提交论文多达60页,显示其学术考据功力之深。钟焓针对1990年代以来,国外清史学界开始流行的一种貌似时髦新颖之观点——对于清帝国统治区域内众多内亚民族人群来说,坐落在长城以外的承德才是他们心目中具有政治意义的首都,一一展开论述。由于在2004年出版的由多位“新清史”学者合著的论文集《新清帝国史:创制内亚帝国于承德》中,对承德作为清朝的“内亚首都”的历史定性得到了高度重视,而“承德内亚首都论”的基本内涵近年来也已经被有些中国学者所接受,为应对这项挑战,钟焓分别从清代满洲等东北民族、蒙古族、西域民族的北京观方面,运用详实史料,对“承德内亚首都论”进行驳斥。

人大清史所刘文鹏教授则从军机处角度反对把理藩院体制视为清朝在藩部地区主要治理方式,后者成为“新清史”学者阐发殖民帝国理论的主要依据。他指出,清朝在18世纪中期彻底平定西北后,逐渐在天山南北和阿尔泰地区建立起一套军机处统辖之下的将军、大臣驻防体系,是对过去理藩院体制之下“羁縻政策”的扬弃,是清朝统治者经过缜密思考后的结果,有一个把藩部治理重心从理藩院向驻防体制转移、把藩部地区重新组织到“国家”之中的过程。它表明清朝力图在新的地缘政治格局下,以中央集权制度为基础,将国家权力延伸到边疆地区的基层社会,进一步推进国家构建。作为中枢权力机构的军机处在其中起到关键性作用。这种政治实践为晚清新疆建省、向近代主权国家过渡奠定了基础,是中国这个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与“新清史”学者所谓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大相径庭。

12月22至23日,“清代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学术研讨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召开,来自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主题是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强调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结构,把握统一多民族中国原则,树立中国在面对西方学术世界挑战过程中自身的学术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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